11月24日至25日，2023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影响力市长交流大会在温州召开。根据会议行程安排，与会代表将参观游览温州这座如诗如画的文化古城。位于鹿城区望江东路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，是其中一个重要考察点。

　　宋元时期，龙泉青瓷是中国外销瓷器的“主力军”。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瓷器众多，尤以龙泉青瓷为主，其在元代瓷片堆积中约占九成。在龙泉青瓷驶向蓝海的过程中，温州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，发挥了哪些作用？

　　　龙泉青瓷外销的

　　海运起点和枢纽港

　　龙泉窑是青瓷技艺的集大成者。南宋时，龙泉青瓷形成了独特的风格，成为宫廷用瓷的首选，大量生产贡瓷。在此背景下，龙泉青瓷烧制工艺技术得到进一步提升，再加上宋代海上贸易频繁，龙泉青瓷外销至东南亚和高丽、日本等国。

　　“龙泉青瓷的繁荣，除特定的历史背景外，还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关。”龙泉市文广旅体局党组成员、文保中心副主任、龙泉青瓷博物馆原馆长吴明俊介绍，创建瓷窑，必须具备水源、瓷土、釉料、燃料和运输等条件，而龙泉地处浙南山区，溪流密布，林木茂盛、瓷土釉料丰富，同时还免受战乱波及，“这些有利的因素汇聚一起，便成就了龙泉青瓷一段辉煌历史。”

　　龙泉青瓷是如何走出山区，驶向蓝海的？

　　“有一点可以确认，大规模的瓷器生产、走向市场，不可能通过陆路，一定是通过水路。”吴明俊介绍，当地对于龙泉青瓷水路运输路线大致有三种观点，一是走瓯江，二是走闽江，三是走钱塘江，“我是倾向于第一种，因为龙泉和温州间有瓯江水路相通，龙泉青瓷从温州出口最为便捷。但是，此前一直苦于没有有力的史料进行佐证。”

　　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、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项目负责人梁岩华表示，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中占有极重要地位，朔门古港遗址出土海量的龙泉青瓷残片，实证了温州古港是龙泉青瓷外销的海运起点和枢纽港。

　　　串联南北的节点地位

　　和活跃的民间海贸

　　瓯江两岸，瓷窑林立，烟火相望，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。打开元代温籍画家王振鹏的《江山胜览图》，朔门港口的繁华场景跃然纸上，包括龙泉青瓷在内，大量的“中国制造”由此出口，畅销海外。

　　在前不久举行的一场温州朔门古港探讨会上，一位对温州造船历史有研究的专家介绍，古时温州“以舟为车，以楫为马”，从三国开始温州造船就已闻名，宋元祐五年（1090）到政和四年（1114），温州、宁波造船水平跃居全国首列，“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”；在南宋时期，温州用上了图纸造船，而西方直到16世纪才出现简单船图。

　　有了水路和船只，并不意味着就此打开了驶向蓝海的“航道”，还受限于政府对海上贸易的态度，即政策支持。谈及此事，就不得不提市舶司制度（类似如今的海关）。据史料记载，北宋一共在9个地方设立过市舶机构，分别隶属于两浙路市舶司等4个市舶司，其中两浙路市舶司就包括今浙江全境。宋朝重视海外贸易，对于能招徕商舶（类似于今天的招商引资）的有功人员，给予丰厚奖励。

　　翻阅众多文献材料之后，梁岩华认为，龙泉青瓷走向世界，还仰赖温州港串联南北的节点地位和异常活跃的民间海上贸易力量。“温州港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黄金海岸线的中部，与宁波、泉州贸易往来十分密切，当政府加强市舶监管和海上禁防，温州失去发舶港地位时，货物依然能通过这两处出海；再则，古代温州民间海上贸易力量十分活跃，这也为龙泉青瓷走向蓝海、梯航万国创造条件。”

　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表示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核心是港口，而以前的相关考古工作都没有港口方面的内容。朔门古港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结构最完整、年代最清晰的港口遗址，对于研究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具有关键的指向意义。“从遗迹到遗物，它提供了‘海上丝绸之路’在宋元时期进入鼎盛的充分证据。”

　　近年来，温州港外贸集装箱业务快速发展，外贸航线网络进一步织密，航线服务能力逐步提升。眼下，温州正锚定“千年商港、幸福温州”新航向，推进物流港、商贸港、金融港、总部港、数字港“五港”联动，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，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。相信在古港遗址见证下，“千年商港”会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。